马加爵案看似突发，实是社会转型的风险所在，马加爵归案并不能弥补他所带来的伤害，对他的审判也不能防止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马加爵案的背后反映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件刑事案件那么简单，对此政府与社会可不能掉以轻心。
一、贫富差距与贫困群体问题。随着市场化领域不断拓展，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贫富差距也越来越严重，有一大批社会群体因为自身或非自身的原因而陷入弱势阶层而无法自拔，贫困群体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牺牲品。相反，很大一批富人群体通过非法手段在短期内聚集大量财富，当财富的品质不是建立在坚实付出的基础上，当阶层地位的获得不是建立在合理的流动机制上，当社会机会的获得不具有实质性的公平，社会性冲突就不可避免。总之，在这个以金钱为重要评价标准的社会里，在这个“潜规则”盛行的社会里，贫富差距就直接意味着权利差异和机会差异，在看似平等的程序规则下隐藏着严重的实质性不平等，在一个实质性平等无法实现的社会里势必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良心，法律、改革都无异于纸上谈兵，社会性挫折很容易导致报复性行为。多年的改革以经济为取向，以经济学理论为重要指导，以发展为硬道理，以效率为硬道理，然而也因此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果不加以反思，我们只会更加误入歧途。首先，改革市场化速度太快以致整个社会难以适应。教育高收费、就业市场化等等无形中剥夺了贫困群体的受教育权，形式意义上的机会平等并没有更好地促进社会流动，社会在实质意义上没有了这一重要的“安全阀”。其次，财富的品质受到广泛质疑，财富普遍存在“原罪”。当今社会，“白手起家”难以获得可观的财富，许多财富的获得是通过权钱交易、偷税漏税、剥削压榨等非法手段积累起来的，而且许多富人不仅不为社会做更多贡献与牺牲，甚至为富不仁、为非作歹，因此财富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获得社会承认，富人群体广泛受到社会性仇视，这也是必然的。最后，政府失职、政府错位导致转型社会缺少必要的救助体制。从许多案例来看，政府不仅没有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甚至与其他经营性组织合谋，如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合谋等，造就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好“假象”，却伤害了大量普通群众的合法利益。政府失职、政府错位导致政府没有为社会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权利保障体系，致使大量人身、财产侵犯事件频频发生，就业压力、生活风险急剧增加，如此，社会性冲突必不可免，巨大的社会代价也必不可少。
二、学校教育的责任问题。学校教育包括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任务一个环节的教育出了差错都是致使的，而不是重此轻彼。义务教育具有完全的公共物品性，因此，政府与社会必须提供全面免费服务，学校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不能收取任何一分钱。而高等教育事实上比义务教育更为重要，它关系到民族创造力、国家未来的快速发展，它对社会所具有的正外部性丝毫也不亚于义务教育。义务教育难以促进社会流动，只有高等教育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向上流动，如此社会的稳定才有希望。马加爵案的详情显示如下情况：1、高等院校的贫困生扶助体系普遍不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困难，还贷制度不合理，贷款信息保密不佳等等，都严重增加受助者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可见高校自身与国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高校课程设置普遍不是以“学生为中心”，而是以“教师为中心”。高校培养的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学生专业素质低下，难以就业适应社会，高校对自己的学生没有任何感情，只想方设法从学生口袋里赚钱。教育高收费大大提高了教师们的福利收入，老师们“以科研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学为中心”的实质就是以“金钱为中心”，高收入教师、高收入学校对学生的合理要求漠然置之，不关心贫困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不帮助贫困学生改善生活与提高学业，高校教育为此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3、高校学生阶层“贵族化”趋势渐显。高校学生阶层“贵族化”预示着贫困阶层、贫困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权被实质性地剥夺，社会向上流动不畅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果实质性公平得不到改善的话，那么马加爵案就会翻版为张加爵案、李加爵案……
三、独生子女风险问题。马加爵案中的四个受害者中只有一个是独生子女，但也应该引起社会的及时关注。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80年代出生的大多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政策在降低人口增长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独生子女政策对于家庭具有极其严重的风险，虽然医学技术大为发展，但独生子女面临疾病残疾、自然死亡的风险依然不可忽视；虽然独生子女的生活条件较好，但可能因社会结构性风险而堕落、犯罪、社会性死亡的概率不可小看。在往后的刑事案件中，独生子女无疑将扮演主要角色，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创伤是不可恢复性、再生性的，如果不少的独生子女受害或害人，那么其产生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社会性动荡势成必然。在马加爵案件中，我知道的只是举报人获得25万元的免税奖励，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有没有人身保险？也不知道政府有没有国家赔偿？也不知道高校有没有高额补助？更不知道孩子的生命是否高于举报人的奖励？
四、兴师动众只为弱势罪犯。在此次马加爵案件中，公安部门的兴师动众与媒体报道的公开透明实是我国政法机关办事高效率的难得体现，也是新闻自由报道的一次高度展示。可是，我却要问，为什么公安部门要对抓捕马加爵如此兴师动众？为什么公安部门轻松抓捕“弱不禁风”的马加爵后重兵押解？为什么新闻媒体如此放肆报道可怜的“马加爵”及其隐私？为什么举报人敢于公开身份？如此，等等。唯一的答案就是，马加爵是个弱势罪犯，他没有组织、没有团伙、没有势力、没有背景，他只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弱势罪犯，对他的任何行为与任何不敬并不会导致危险的结果，因此就有许多人、许多组织煽风点火、作秀张扬以图后快。可是，我要指出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有一种非常恶劣的现象，对弱势群体讲原则、讲法律，对强势群体网开一面。这种看似正常的社会现象后面暴露出更大的不平等、不公正，法律、原则的差别性适用导致公平难求、上访不断，暴力性冲突因此时常发生。
马加爵案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如果不把它放在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人们往往将它当作一次偶然性的突发案件；但如果把它放在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你就会发现，它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一种不亚于孙志刚案的社会历史意义。
张义祯（欢迎约稿）
简介：厦门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研究生，福建省委党校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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