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姑山，位于江西省南城县西部，距县南建昌镇4公里，主峰海拨1064.3米，夏季，与山下日温差在10℃左右。千百年来，它以俊秀奇丽的自然景观和优美的神话传说闻名于世，是我国东南道教胜地之一。

麻姑山，原名丹霞山。唐开元年间，因本山道士邓紫阳奏立麻姑庙而得名。据《云笈七笺》载：“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在诸名山之中，麻姑山为第二十八洞天，第十福地”，且洞天福地兼而有之，属国内罕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登游麻姑山后发出了“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的赞叹。纵观麻姑山的发展史，她那秀丽的大自然风貌和丰富的文化史迹，怎不令人心驰神往。

早在汉昭帝时，仙人浮丘公及弟子王、郭二仙就在丹霞山中修炼，自东晋大医药学家葛洪在此修道炼丹后，这里就被看作祥瑞多福的通天之境，逐渐被道家占用。唐代，太宗李世民诏示天下信奉道教，一时九州之内，求仙炼丹蔚成风气，麻姑山这座紫霭苍岚的仙山颇得亲睐，这里的山泉被用来炼丹，就连用这里的泉水酿制的麻姑酒也被列为贡品，献于皇上。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麻姑庙落成，天宝五年（746年）玄宗又复命“增修仙宇，降赐仙姑、真仪，塑立诸像，显耀祠宇”，麻姑山名声大噪。

随着禅宗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南禅宗在我国南方的巨大影响，麻姑山这块清幽的道教胜地，在“道佛一家”的思想基础上，又形成了佛教传播阵地。唐大历年间，景云禅师在麻姑仙坛讲四分律，“度男女一万五千余人”，一批佛教寺庵也相继在山上营建。

大历六年（771年），大书法家颜真卿登游麻姑山，乘兴书成被后代书家誉为仅次于王羲之《兰亭序》的“天下第二书”—《麻姑山仙坛记》，加上后来刘禹锡，白居易等名人对麻姑山的赞咏，使慕名登游麻姑山的骚人墨客，官宦商贾、布衣郡民络绎不绝。

宋代，我国曾涌现出一大批文人名士，他们或漫游名山大川，或潜心讲学，或著书立说，麻姑山自然就成了他们向往的胜地。北宋思想家、教育家李觀在“读书林”讲学，前来听讲的太学生每期都达百十余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就是在这里学习过并取得卓越成就的佼佼者之一。晏殊、杨万里、李纲、文天祥……都相继登咏过麻姑山。

这一时期，为了对麻姑山景区进一步扩建，官府给资，百姓募捐，重修了三清殿、老君殿、玉皇殿、御书楼、仙都观三门、藏书楼等。从宋真宗、仁宗到高宗，八代帝王对麻姑仙女及仙都观都有诰封，其中“真宗赐御书百余轴”，“高宗赐书法贴十轴于仙都观”，封麻姑仙女为“真寂冲应仁佑妙济元君”，把麻姑山的名声推上了一个高峰。

可惜，到了元未，由于战乱迭起，一场“劫火焚烧宫宇，片瓦不存”。这座营建发展了六、七百年的名山遭到空前的劫难。

明朝朱元璋定鼎金陵，诏示天下修复名山大川，惨遭焚毁的麻姑山名胜古迹获得了重新修复的机会。

洪武初年，提举雷振远、都监刘碧渊率先在本郡发起修复号召，郡邑官民纷纷募捐集资，首先重修了仙都观，整理了部分古迹和花草树木。万历年间，郡守邬雷呜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系统的修复。这次修复，非常符合风景游览区的规划要求。既有仙都观、三清殿、老君殿这样一些道教活动场所，又有云门寺、望云庵等一批佛教寺庵，既有十贤堂、三忠祠、岳王庙一类的“纪念馆”，还有育英堂，又元堂等一些“文学讲习所”。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第一次在麻姑山住了两日，下山后仍觉游兴未尽，数日后又重上麻姑山，饱览仙山景致后方依依离去。

前清政局稳定，康熙年间，官府组织人力，多次对麻姑山景点进行修葺增建。麻姑山学馆内备专人负责搜集采补今人诗文字画，现仍保存的历代名人序、记、，诗、赋900余篇（首）。清同治年（1866年）编撰的《重刊麻姑山志》对清代前期麻姑山的景观作了这样的描述：“盛朝定鼎之后，海宇昇平，渐次修葺，蔚为巨观”。可是，到了清朝后期，由于时局动乱，又给麻姑山带来了新的灾难，咸丰六年（1856年），“迭遭兵燹”，名胜古迹，存者廖廖。麻姑山作为历史悠久的胜地，有过它美好而辉煌的时期，它的景观概括起来有一溪、二涧、三洞、四潭、十二泉、三十六峰，九十九座庙宇，可谓“山灵果实，福地洞天”。而今，碧涛庵、垂玉亭、龙门桥、观瀑亭等名胜古迹得到了修缮，玉练双飞、垂瀑三叠、神功泉、半月泉等自然景观也得到保护和装点。

宛若仙境的麻姑山素以酒、米、茶、矿泉水扬名省内外，更以其景如梦如烟的景致流传于世，从它的名字起始，这里的一切都是迷人的，充溢着仙女的芳泽，笼罩着柔情的薄幕，弥漫着神奇的、不可言说的魅力。

靠，你是不是下午饭吃得太多了？

完了完了，没得救了你！你跟我的文章里描述的你真的是狠像啊。

偶像，看你的贴子真的好累好累啊，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读下来了
读完了却什么都忘了

漂亮漂亮太漂亮了
恨不得把战神东卖了筹出一部分资金再建一个麻姑山

南城历代名人

陈彭年（北宋）

音韵学家
李觏（北宋）

思想家
程钜夫（元）

名臣
邓茂七（明）

农民起义领袖
张升（明）

状元

罗王已（明）

学者
罗汝芳（明）

学者
曾燠（清）

诗人
罗英（现）

桥梁建筑专家
潘震亚（现）

法学家

陈彭年(961——1017)，字永年，南城人。其父陈省躬，当过河南鹿邑知县。彭年自幼勤奋好学，母亲因仅有此一子，钟爱非常，不让他深夜读书，影响身体。他就用竹笼把灯罩住，躲在密室里看书，有时通宵达旦，诵读不倦。十三岁那年，他撰写了《皇纲论》，长逾万言，为江南名辈所称许。其时江西在南唐境内，后主李爆闻其名，召人宫中，让其子仲宣与他交游。
不久，南唐被北宋灭亡，陈彭年师从徐铱攻文字学。徐铱曾隐居南昌西山，后来出仕南唐，金陵平定后归宋，官至散骑常侍，曾整理校订《说文解字》，为之作系传。太平兴国年间，陈彭年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他先后两次被主考官默落，原因是他好写诗嘲讽人事，以致被人视为轻桃。曾有一次他骑驴出游，在驴背上构思一篇文赋，自东华门到了宫朔前，就己口占数千言，一时士子传为佳话。雍熙二年(985)，他第三次参加科考，才考中进士。

陈彭年踏上仕途后，起初调任江陵府司理 参军，因监刑场处决死囚，他临场畏惧，只好改任主簿。后再调任怀州推官，深得知州乔惟岳倚重。后来御史中求王化基荐其才，改任卫尉寺汞，升秘书郎，为大理寺详断官，因有过失出监湖州盐税，不久被停职。这时只得靠仆人作商贩赖以为生。直至真宗即位，他才以任秘书郎。其时乔惟岳改知海州等地，上表请求让彭年随任通判州事，后又通判苏州、寿州，一直沉沦下僚。成平三年(1000)，因他多次上疏言事，乃得以召试学士院，迁秘书示。不久，知闽州，末行，改知金州。

咸平四年，陈彭年针对此宋初国势不振、政治腐败、冗兵冗官、贿赂公行等弊端，向真宗上疏论治国之道，认为"夫事有虽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虽近而可以为远计者，其事有五:一日置课官，二日择法吏，三日简格令，四日省冗员，五日行公举。此五者实经世之要道，致治之坦途也"。言之动听，事皆可行，可渭有识见之士，深得真宗器重。

景德元年(1004)，礼部侍郎杜镐等荐陈彭年常识渊博，诏令为直史馆兼崇文院检讨。这时，他向真宗献上了《大宝篇》，以四字一句饿言的长篇形式谈治政之道，指出帝王必须施行仁政，安定百姓生活，处理好民族关系:"所辅者德，所归者仁。恭己御下，辉光益新";《内绥万姓，外抚百蛮"。帝王自身要作臣民的表率，"发号施令，宜先及之。"更要防止奢侈享乐:"宫室苑围，诫之在丰。》国富民强了，就要注意施行教化，移风易俗:"既庶而富，教化乃施"。真宗还算听迸他的话。不久，他参加编辑由王钦若总其成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此书将历代史传所载事迹分门别类，对宋以前史籍的辑侠与校勘颇有价值。

景德三年，陈彭年迁升为右正言充龙图阁待制，加刑部员外郎。他力争革除考试1日制弊病，制定新的规章以防科场作弊考官徊私，可说是颇有建树。他请求皇帝下令要有关部门详定考试条式，真宗便命他与戚伦二人参定。彭年主张严设糊名，誊录卷子按《字 林》、《集韵》、《三仓》、《尔雅》为抄录字体。考试成绩的高低，"一决于文字"。杜绝后门依托以及作弊之事，这就使科举选拔人材有了一个公正客观的标准。

大中祥符年间，朝中议建封禅之礼，升为工部郎中，加集贤殿修撰。三年(1010)，改兵部郎中并龙图阁直学士，迁右课议大夫兼秘书监。编集《太宗御集》，赐勋上柱国。其时陈彭年曾趁奏对机会向真宗提出他对儒术与国家兴衰关系的认识。而真宗则以为"君之难为，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彭年请求真宗著为文章，真宗乃亲撰《崇儒术》与《为君难为臣不易》两篇御制赐示给他，彭年则请求辅粥大臣，将此两篇御制刻石于国子监。

大中祥符六年(1013)，召入翰林充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同修国史。国史修成后，他升为工部侍郎。祥符九年，拜刑部侍郎，参知政事，判礼议院充会灵观便。天福改元，举行大礼，他担任了天书仪卫副便、参详仪制奉宝册便。正月九日，陪侍真宗朝天书，将往太庙，退而至申书阁申休息，在上厕所时突然头昏而跌倒，抬往家中。真宗派中使带着太医前往诊疗，旦夕慰问，然因病重不治而逝，享年57岁。去世之日，真宗亲至其家吊唁，为之流涕。见其所居宅陋朴，为之叹息再四，以致数日未上朝理政事。真宗先后赐给他御制诗歌六篇，后来彭年的妻子入渴真宗，真宗出示彭年的画像，且赏赐特别优厚，可见真宗与他感情之深。朝廷后来追赠他为右仆射，溢文值公。

陈彭年勤于职守，鞠躬尽瘁。朝廷举行典礼，他无不参预。他对仪制、沿革、刑名之学尤有研究。如果有的制度前世没有记载，他也必能援引依据来拟订之。无论政事大小，只要有需咨访之处，他必能应答辩证，毫无滞碍，而又往往符合真宗的意思。后来升入内阁，由彭年独揽大小事务。繁忙的事务，有时使他精力疲乏，以至于举止失措，颠倒冠服。有时竟至于忘记是什么花，而问左右人:"何花也。n人家告诉他是石榴花，他说:"此地竟有石榴花耶?"他后来位极人臣，但仍保持俭朴作风，克己清廉，不贪不虐。史称他"贵至通显，奉养无 异贫约"。他所得的棒禄多用来购买书籍。身后末留下任何家财，以致其子孙生活十分困窘。

陈彭年才思敏捷，富有文采，因才藻而被朝廷器重。《宋史·本传》说他"慕唐四子为文，体制繁靡……以辞藻被遇，上表献筷，详练仪制，若可嘉尚。"又对典章故事、仪礼沿革尤为熟悉，博闻强记，勤于撰述，著述宏富。除编撰《册府元龟》外，还奉诏与人同编《景德朝陵地里》、《封禅》、《汾阳三纪》、《阁门、客省、御史台仪制》、《历代妇人文集》、《震章集》。还有如《韵拴》、《文傅集》、《贡举叙略》、《唐纪》等多巴散侠。有鉴于汤悦等人奉诏官修《江南录》的疏误，他还私下撰写了《江南别录》一卷。由于他年少时曾人南唐朝廷，熟涂其详，故此书所记载的有不少是人所未闻，人未曾言，后来司马光修
《资治通鉴》，不少材料是采用于此。 陈彭年一生最有价值的影响最大的著作当为他主持重修、成书于宋大中祥符年间的《广韵》，全称为《大宋重修广韵》，共5卷。为隋朝陆法言《切韵》体系以来韵书集大成之作，共收字二万六千多个，比《切韵》增加一倍多，吸唐代增订的《唐韵》的成果，对前人的疏误处作了改正，故称广韵。依平上去人声调分为五卷。其中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人声34韵，共206韵。编排和注释体例与《切韵》基本相同，但释义更为详尽，51用典籍更为广博，达270多种。收字韵26194个，注文字数191692个。既可作为一部按翻查检的同音字典，又可作为诗赋用韵的工具书。更重要的是，可用来研究中古音韵。后来的平水韵即依此归并为106个韵部。此书反映了中古汉语语音系统，是研究古音的阶梯。如将此书与《切韵》与平水韵进行比较研究，上溯古音，下推今音，可作为上古与近古语韵研究的重要参照根据。在汉语语音史上，它是不可忽视的专著。由此可见陈彭年对语音文字研究的巨大贡献。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人，住县城北街瑾睦坊。

李觏一生以教学为主，40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所以后人称他为"李直讲"，李觏创办了盱江书院，故又称"李盱江"或"盱江先生"。
李觏自幼聪颖好学，20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但是，他仕途上却一再受挫，末能如愿。几次打击之后，李觏遂无意仕进，隐居著述。创办"盱江书院"后又被府衙聘为"郡学之师"。
李觏博闻强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有数十上百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也与李觏有过直接的交往。乒安石《答王景山书》一文中就提到过自己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
嘉佑四年(1059年)八月，李觏卒于南城，享年51岁。李觏的著作，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后爪宋史》卷有传。
李觏是北宋中叶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上，承认主观来自客观，成为宋代哲学中唯物主义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觏还具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U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由于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间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并引经据典，寻找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缓和阶级矛盾，李觏提出了"富国"、"强兵"、"安 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 的见解和主张。
李觏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 的思想界是独树一帜的，为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 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 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 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以康国济民为意"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吉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药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李觏的其它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如他的《衰州州学记》(袁州即今江西宜春)，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
称李觏"著书立言，有孟柯、扬雄之风"。"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
李觏也是一位卓有才华的诗人。清人王士侦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壁月》、《梁元帝》、《送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李商隐)。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伦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陶)渊明之赋《闲情》矣"。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李潮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辟的两家"。李觏虽有一些描绘自然景物及酬和之作，但也写了不少有着充实内容的诗篇。他的诗歌在艺术上极力追求意境、辞何方面的奇特，在内容上则敢于大胆涉及政治得失和人民疾苦，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南城小民》的思想和情感，真挚朴实，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李觏的《老妇吟》对一老妇"寡时十八九，暮年从二夫"的悲惨生活，刻划细致，催人泪下。"我时闻此言，为之长叹鸣"。
李觏曾在麻姑山读书林讲学，对家乡麻姑山的赞美诗文颇多，他在《麻姑赋》中写道:"慨麻姑之去远，缅王蔡其犹昔。俯稚川濯丹之泉，验福唐遗简之地。丹崖翠壁，邀接太清。碧殿紫坛，风清月白。雨滴槽牙之溜，风摇楼角之铃。·…¨"麻姑山人文美景尽收眼底。李觏是建昌府郡人仰崇的先师，宋、明、清以来，府城内都建有词堂，对这位先人表示纪念，特别是历代郡学大成殿都绘有李觏画像，以李觏为风范，激励后人。

程钜夫(1249-1318)，名文海，字钜夫，号雪楼，南城人。因避武宗讳，故以字行。钜夫叔父程飞卿在宋末任建昌通判，后以城降元。钜夫入为质子，作为人质进京，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
有一天，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他，让他书写笔札以观其才能，他立即写了二十多幅笔札呈上，忽必烈很惊奇，问他现在担任何职，他禀告说是一千户。忽必烈对近臣说:"肤观此人相貌，已应贵显。听其言论，的确聪明有见识，可安排为翰林。"不久，求相火礼霍传旨召他至翰林院，因见他年轻，就任命他为应奉翰林文字。忽必烈嘱咐他:"从此国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证，都应该为肤言之。"他顿首谢恩说:w臣本疏远之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敢不竭力以报答陛下。拍此他耿直敢言，深得忽必烈信任。末久升为翰林修撰，再任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
程钜夫是元朝开国以来最先得到重用的南人之一，这与其机遇、才能、忠诚、通晓典章制度，且又熟悉江南情况、能与宋遗民沟通感情是分不开的。当时元朝廷将人分为五等，一为蒙人，二为鲜卑人，三为色目人，四为汉人 (中原一带汉人)，五为南人，即江南一带的汉族人，本来南方汉人 文化程度较高，但因原在南宋境内，元朝政府就有意去压制、歧视。为改变这种局面，至元十九年，程钜夫奏陈五事:一、取会江南仕籍;二、通南北之选;三、立考功历;四、置贪赃籍;五、供给江南官吏棒禄。这五件事是为了争取江南人与北方人有同等选拔提升的机会，享有同等待遇的权益，并制定章程，不管南人还是北方人，都应同样因功而获奖赏，因贪赃枉法而受惩罚。朝廷基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至元二十年，他被任为翰林集贤学士同领会馆事。
至元二十三年(1286)，他当面向忽必烈提出:"首先应兴建国学，请求派遣使者到江南去，搜访遗逸。御史台、按察司都应参酌使用南北之人。"忽必烈欣然同意了。次年，立尚书省，忽必烈下诏以他为参政政事，他一再推辞。忽必烈计划任命他为御史中求，台臣说:"程钜夫是个南人，况且年轻，不可重用。"忽必烈大怒说:"你没有用过南人，怎么知道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都必须参插用南人。"于是钜夫仍以集贤直学士职，加拜侍御史台事，不久，朝廷派他奉诏往江南一带徵访贤能。
起初，书写诏令都是用蒙古文字，自决定派人到江南搜访遗逸以后，忽必烈特地命令可以用汉字书写诏令。临行时对程钜夫说:"早就听说赵孟获、叶李二人有名望，请务必招此二人来。"钜夫到江南以后，除招致赵、叶两人进京外，又举荐了赵孟颗、余惩、万一鄂、张伯淳、胡梦魁等二十余人，均一一安排了台宪及文学之职。钜夫回到朝廷后，将他在民间所看到的治政利病上奏给皇上，希望朝政有所改进，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由于推荐南人出仕的措施与他礼贤好士、兴儒重文的态度与行动，大大缓和了蒙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使蒙人逐渐接受了汉人的高度文化。后来元朝廷能够恢复科举、编修图书等文教事业，莫不与矩夫意见有关。
至元二十六年(1289)，宰相桑哥专权，法令苛急，四方骚动。程钜夫时任江南行台御史，他毅然入朝上疏，请求弹劝桑哥。他面见皇上，直言票说:"臣听说天子之职，最重大的事就是选择宰相。宰相之职，最重要的事就是迸贤任能，如果不以进贤为急务，只是用心事在增殖财货上，这就不是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从前汉文帝向相国周勃问及刑狱与钱谷事，周勃回答不出来。推说，刑狱事应问廷尉，钱谷事应问治粟内史。汉文帝不悦，因为宰相要上理阴阳，下顺万物之宜，对外镇抚四夷，对内亲附百姓。这是宰相的职责。如今权奸用事，所任命的官员，大多是贪财邀利之人，江南一带，盗贼不断，就是因此之故。臣认为应罢除贪利之官，推行恤民之事，这对国家是大有好处的。"桑哥闻知大怒，将他竭留京师，不放
回江南，并六次奏请杀他，但忽必烈均末准许。
至元三十年(1293)，程钜夫出任闽海道肃政廉访便，他兴办学校，注重教化，一时僚吏畏其严明的法纪，·百姓爱戴这位慈善的长官。大德四年(13叨)，调任江南湖北肃政廉访使。到任后，首先就整治了行省平章事家中一个祸害百姓的家奴，弓I起了震动，一时上下法纪肃然。其时，他注意选拔人才。如龙兴富城(今羊城市)揭傈斯，刻苦好学，这时正在漫游湘汉，程钜夫听说有这样一位好学的年轻人，立即召见他，诵其诗文，大加赞赏，经他推荐，揭傈斯出任国史编修官，累官至侍讲学士。后来揭在文史上很在成就。
大德八年(1304)，他被调回朝中，召拜翰林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十年，因天旱时又突起风暴，星象有变。钜夫应诏奏陈洱灾除害之策，他提出敬天、尊祖、清心、持体、更化五条。成宗认为很正确，加以采纳。其时云南省臣提出:世祖忽必烈曾亲征云南，民众愿意在点苍山刻石以纪功德。皇上便下诏令钜夫撰文。十一年，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末久留为翰林学士。成宗崩，他奉命修《成宗实录》，于至大元年(1308)完成。又拜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留为翰 林学士承旨，皇庆元年(1312)，修成《武宗实录》。
皇庆二年，他应诏上奏陈桑林六事，触件宰相意。次日，仁宗派 近臣去安慰他说:《+书省集议，惟卿所言最恰当，以后望畅所欲 言，不须顾忌。"于是诏钜夫与平章政事(宰相)李孟一同议政。参知 政事许师敬欲推广贡举法，钜夫建议"经学当主程颐、朱喜传注"， "文章宜革唐宋宿弊。"于是，仁宗命令钜夫起草诏令推行其主张。 三个月以后，钜夫因病乞归故里，末获准许。诏令由太医给药物治疗，安排他儿子程大本为郊祖署令，以便就近侍养。并时时派近臣去看望他，安慰他说:"卿乃是世祖旧臣，惟忠惟贞，其勉加餐粥，只是要稍留京师，以宽肤心。"钜夫还是坚持要归故里，皇上只好特授他为光禄大夫赐上尊，在齐化门外设宴欢送，命廷臣以下均参加饮饯。派驿骑送他南还，并敖令各行省及地方官员时加慰问。钜夫回到了家乡，五年以后，这位历仕四朝、忠心耿直的名臣病故了，享年七十。泰定二年(1325)，赠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溢文宪。
程钜夫宏才博学，工诗能文。他曾先后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所作《顺宗溢册》诸篇被宋谦采人《元史》，苏天爵编撰的《文录》也选录了他的十多篇文章，大多是诏谐、碑版、纪功、铭德之类的作品。所作诗文多收入其《雪楼集》，共三十卷。《四库总目提要》说他的"文章春容大雅，有北宋馆阁余风。》。"其诗亦磊落俊伟，具有气格。"因病在家乡五年，他写了不少诗文颂扬家乡风物。其中《游麻姑山》中写道:"步人千峰紫翠间，清都境界异尘寮。龙鳞老木冰霜操，鸟爪仙人玉雪颜。台树古碑荒薛合，族幢微影白云间。丹成
鸡犬飞腾久，空想丹炉炼火还。"格调高而不泛，情韵永而不匿。可见他有诗才，借为政事所累而名不彰。胡迎建，撰
邓茂七（？-1449）南城人，明代农民起义领袖，号称"铲平王"。正统年间，他率众数万反抗地主官兵，攻破20余县，曾在山寨建立政权。后失败牺牲。
张升(1442一一1517)，字启昭，号柏崖，株良乡人，是明代中叶的一位著名学者和大臣。
明朝以科举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第一途径，天下士子群趋甲科，期盼着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张升是一位科场上的饺饺者，成化五年(1469)一举夺得头名状元，从此踏上仕宦之途。初任翰林院修撰，历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左、右侍郎、尚书。
张升为人，继承了江西人"文节俱高"的文化传统，在官场上不阿谋权贵，敢做敢为。自成化中叶以后，万安、刘瑚、刘吉之流居于要职，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张升对他们的言行很不满，与朝中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员一道同他们进行斗争。孝宗登基后，张升等人搬倒了万安、刘翻，但狡诈的刘吉又骗取了孝宗的信任，并取代万安成了内阁首辅。弘治元年(1488)六月，张升忍无可忍，借天象异常，朝廷诏令大臣修省之际，上疏历数刘吉的十大;罪次。结栽醛日了刘吉的尹励链乏，[剑瓣挺溜员弹劲张带酌肘遁:，辉躬瞄世京城，调街朝韶臼凋陨夕榔疽到刘都群丰，张无于韶翡羽扎此后，啪刊龋妇拟论韧攻，羌比绵拢□+[吨终，受至酵宗的赏识，不断韶驴卜迁。弘渝扫弘扛明片榔尚书潮疆封上，时任礼韶坦韩卜的张哨鞘芋了他的职绣，掌天下不蚁擦祖、散郭昏、贡举纫残，。
张升任礼部尚书以后，直言敢干的性格依旧末改。弘治十八年，孝宗驾崩，真人陈应糖、西番灌顶大国师那h坚参、高士班丹罗竹等人以被除，率领徒众闯迸乾清宫，这是不合礼制的，张升即向嗣君正德皇帝提出要严宫门之禁，并对违禁之人剥夺印浩并追回原先的赏赐，使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张升对皇帝也能直言敢课。正德时，武宗嬉游怠政，他写奏本，请武宗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武宗口头称是，而实际上还是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张升只好以退为进，接连上疏请示辞官还乡。
张升还有伯乐之称，善于发现人才。成化十九年和弘治九年，张升曾受命主持两京乡试，其申由他发现并大力举荐的储罐和陈润，不仅分别夺得当年会试的头名，及次年殿试的二甲第一和一甲探花，出仕以后也很有能声。
张升对家乡有一份执着的眷恋。他曾经这样自豪地赞美自己的家乡，"吾建昌，地据东南上游，号称文献之邦。朱子尝谓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气刚而材武;其士多以经术议论文章至大名。人才之所生，古则然矣"。他的诗文也多赞美家乡的山水美景，在家乡，他经常陪朋友游麻姑山，除有《半山亭记》外，还有十余首诗赋作品传世，其中有一首《游麻姑山》诗中写道:"晓陪杖履人云林，林外招提岁月深。古迹荒迷劳指顾，灵漱澄澈试窥临。百桥横涧通樵径，铃阁迎风语霓音。底事徘徊忘归去，可人清景助长吟。"在京城听到家乡遭到天灾人祸，感到非常揪心，这从他的《火星流耀》中可窥全豹。一次，张升从南城地方官员给朝廷的奏疏申获悉，这年的"七月初二夜二更，有火星流自西而东，青焰可八丈。初八夜初更火发时，有火气一团，开而复合，坠下有声，约十余丈。万人骇观，延燎方四五里，皆成丘墟。"为此，张升十分焦虑，他在诗中写道:"延燎无情势转严，吾吁何事厄间阎?大秋旱魁犹为虐，到夜妖星已有占。凝焰一团分复合，扬辉两日熄还炎。游人万里心应切，搔首空劳对玉赡"。一个游子对家乡的炽热感情跃然纸上。
张升离开宦海是在正德二年 (1507)的闰正月，这一年他67岁。本来按照70致仕的原则，他还可以干上几年。但一件意外的事情，促使了他提前退休。原来，正德皇帝登基以后，由礼部主持选招宫女，张升按照封建正统的礼制原则，规定婚优隶卒的子女不能入选，但在出榜时不慎将隶字错写成吏字，被他的政敌或被他弹动过的人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张升决意去职，告老还乡。正德皇帝同意了他的要求，但还是给予很高的礼遇，诏令加太子太保，乘驿传归， 月米、岁夫照章办理。
张升辞官以后，终日在家闭门读书，或者管教子孙的学业，其 乐也融融。不过，此间还发生了一次太监刘谨的报复事件。由于他 在任礼部尚书时，坚持原则，没有同意秦府镇国将军诚渤袭封保安 王的请求，而得罪了刘谨。刘谨专权后，便乘机将他的太子太保衔 革去，直到刘谨垮台后才又被恢复。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张升在家中去世，葬株良乡湖边上桥村。 朝廷闻报以后，诏令赠太子太傅，赐溢号文傅。他的一些朋友也纷 纷撰文表示哀悼。，如福建王慎中作《张文傅公诛史诗序》、浙江屠 侨作《祭柏崖张老先生文》、罗王已作《张文信公墓志铭》，还有无名氏作的《礼部尚书张升传》。另外，明人廖道南《殿阁词林记汇顾祖训 《状元图考》、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等也都分别记载了他的事迹。
张升一生著述颇丰，传世的有《柏崖文集》14卷、《诗集》22卷、《和唐诗》10卷。
曹国庆，撰

罗王已（1447--1519）在众多的赣东古代名人之列，明代学者算是一位佼佼者。罗王已，字景鸣，成化进士，任编修，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学者称圭峰先生。关于罗王已的生年，《明史》、《辞海》均无记载，在罗王已故乡发现的《罗耕隐公宗谱》内载:"五十二世，皑，字景鸣，号圭峰，生于证统丁卯年(1447年)十月十九日。"
他出生于隐居南城磁圭的罗氏仕宦家族，纲、坦、经、纯四兄弟，他排行第二。罗王已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但是，他的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才中举人，次年成进士。人太学时，京师学官邱浚挑剔阻拦，当时由于罗王已言才出众，受到一些臣僚的赞誉，才勉强答应暂时让他留在国子监试学。过了一段时间进行文考，邱浚看到他的卷子大吃一惊，难以相信这是出自罗王已之手。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见罗把学识渊博，著文奇奥，便极力向朝廷荐举。正德元年(1506年)被调升为南京太常寺少卿，接着又提为正卿，正德三年提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
罗咀为官正直，遇事敢言。弘治十八年(1505年)，李梦阳在陈述当时朝政得失时，受到寿宁候张鹤龄的诬告，被捕入狱，罗王已上书，使李梦阳不久获释。对于宦官刘谨擅权天下和朝廷的腐朽，以及"各边屯田，倍增其税"的政策感到忧愤，曾多次迸谋，要求制裁刘谨，但是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即使有人起来与宦官作斗争，结果郡不免受到他们的迫害，而宦官集团的势力丝毫没有触动。他的一些兴国安民主张一再受到奸臣排斥，而皇上却仍纵用侯官。目睹现状，他对于当今皇上丧失了信心，只好托病南归了。他的《红梅》诗"西湖残雪候多时，却恨前年被雪欺，且学杏花红似锦，暂邀啼鸟到南枝。"抒发了他当时托病辞官的心境。看到地方官吏对百姓不断加重的苛捐杂税深感不安，他的朋友即将到南城上任，他深情而直率地在《送赵君尹南城序》中写道:"官之敛也日增，而民之生也日璧而已耳。县官者，受之于其所临辖者也，胡能损其增也?新令尹太 平赵君，吾知其君子也，于其行也，故敢以告。"
罗把对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的肯定和传播有过一定的 贡献。韩、柳是我国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对后代散文的发展 很有影响。可是，在明朝申期却受到一些文人的鄙薄，"弘治之世， 邪说始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罗把即著文批驳"。当邪说始兴 之时，他不袭陈言，不厌薄韩、柳，对韩、柳的文学著作刻力介绍推 崇，在当时影响很大。故后人曾这样高度地评价罗王已，"韩、柳以为 可师者，皆公之力也。
罗王已的著作态度谨言宽博，每作文皆宾思人微，命词遣意，境界一新，"陈简奇严，不诡于法章，有坚节字无缓音，可谓匠心独照。"后人赞誉他的文章"韩子文变而法变，奇之奇也，圭峰文变而法不变，正而奇也。"先生为文拨山障海，打风擒龙，确为翰苑雄盖一世。"世宗也誉他为;《文章国学无双士，胜似京都第一人。"
正德七年(1512年)，罗王已回到故乡，南昌宁王朱震漠素慕其名，派人给他送礼，他闻讯后，避而不见。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震壕在南昌图谋不轨，罗把正在病中，他写信寄往各府、县守臣，邀约共同讨伐叛军。可惜，"末举而卒"，享年七十三岁，时为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二。葬于金溪县三十一都张公岭，铅出状元费宏撰墓铭。罗死后三年，嘉靖元年(1522年)，世宗皇帝为了褒扬他忠于明王朝，追赠罗为礼部尚书，溢号文肃，并在他的家乡磁圭村赖建"尚书里"门楼，以示恩赏。
罗王已的一生在为学、为官两方面都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他在家乡创办了圭峰书院，著书立说，他的著作很多，《类说》、《圭峰奏议》、《T峰文集》是他的代表作。另外冈四库全书》还收有罗诗文三十拳。
罗汝芳(1515 1588)，字惟德，号近溪。泅石溪人 (今天井源乡罗坊村)为明代著名学者、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嘉靖进士，历任太湖知县、宁国知府，官至参政。他一生深人下层，宣讲哲理，教化士民，以发人"良知"和济人急难闻名于世。其学虽源于理学，但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提倡用"赤子良心"、"不学不虑"去"体仁"，持见新奇，颇有创见，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故被誉为明末清初黄遵宪、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嘉靖十九年(1540)，罗汝芳拜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钧为师，尽受其学，得壬良泰州学派真传。翌年，进京会试，闻其父病重，不试而归。此后，退居故乡十年。在这段时间，他四处游访，考察社会，探究学问。并在从姑山创办"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学子，从事讲学活动。
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汝芳进士及第，授太湖(今安徽太湖)知县。在任上立乡约，访讲规，召集诸生讲学，公事多在讲席上办理。两年后，朝廷提升他为刑部山东司主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任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知府。他为政重教化，以讲会、乡约为治，又主持修缮径县、南陵、太平等县的城池，政绩裴然。嘉靖四十四年(1565)，因父丧回南城守制。
万历元年(1573)，罗汝芳守制期满，复为朝廷起用，补东昌(府治今山东聊城)知府。他治理东昌有如宁国，末满三月，即令士民大为叹服。不久，改官云南道巡田副使，分守永昌。上任之后，即着手整治昆明堤，疏浚滇池，兴修水利，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很大便利。万历五年(1577)，罗汝芳官拜左参政。不久，因事迸京。应邀至城外广慧寺讲学，朝中人士纷纷前往听讲，引起了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不满，勃他"事毕不行潜住京师，摇憾朝廷，夹乱名实"，被罢官归里。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二日卒，享年七十四岁。
罗汝芳一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理学思想方面。青年时代，他受到了明朝程、朱学派理学家薛垣的影响，认为"万起万灭"的私心杂念长久以来就困扰着自己，必须把它除去。于是，便在寺中闭关静坐，在几上置水一杯，镜子一面，要便自己的心像水一样静，镜一样平，久之，遂成重病。其父授之以王阳明《传习录》，使他领会了"致良知"的学说，其病方愈。后来，罗汝芳赴南昌会试，师事颜钧。颜钧认为，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远不会抿灭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时刻保有着它，人只要发扬这种道德观念就可以了。因此，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从"制欲"人手。罗汝芳听后，如醒酌灌顶，完全接受了这种"制欲非体仁"论，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学观点。罗汝芳反对朱烹、王阳明等人所倡导的以省、察、克、治为基本手段，以"制欲"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修养方式，并认为这是与孔孟之道相违背的。
罗汝芳认为，"大道只在自身"，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答，以至弹子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这个"道"的作用和表现。只要具备了一个肉体的形躯，就有了做圣人的条件。他主张拟不学为学"，《以不虑为虑"，不学不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在他看来，人的良知是永远不会眠灭的，不以修炼而增，也不以不修炼而减，圣愚的差别只在于"觉"与"迷"之间，因而成圣、成贤简直是容易非常。
罗汝芳非常热衷于讲学，善于把玄妙、平易的讲演表达出来，为广大平民所接受。即使是不通文墨之人，俄顷之间，也能令其心境开明。他出任太湖知县，颁布讲规，召集诸生研习经文，"公事多决于讲座"。出守宁国，同样召诸生会文讲学，并兴建了志学书院、水西书院等一批讲学场所。京都入翻时，礼部尚书徐阶，集两司郡县候选吏人，大会济灵宫，聘汝芳讲习，听者数千人，无不动容铭心。入滇五载，罗汝芳虽然年愈花甲，讲学热情依然不减，昆明五华书院和春梅书院就是他讲学的重要场所。致仕以后，他仍然壮志落落，愤然率弟子游金陵、福建、浙江、湖厂等地，频频讲学集会，继续阐扬泰州学派的思想。这一切，说明罗汝芳是泰州学派学术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为泰州学派理学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罗汝芳还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比如，他在太湖知县任上，有兄弟为争遗产来投诉，他闻之家境艰难，"汝芳对之泣，民亦泣，讼乃止"。又创开元会，罪囚亦令听讲。他以传统道德融于真情，动容感化，从而化解民事纠纷。他在做宁国知府时，集诸生会文讲学，让诉讼者在讲坛上咖跌静坐，触目观心，以此判案，并把政府的库藏馈赠给他们。这种情况，在封建官吏申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作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这种从赤子之心出发救贫恤难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明代中叶，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当时，我国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掘起，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和"制欲非体仁"论，便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要求。他的理学思想，不仅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否定封建伦理道德的作用。
曾燠(1760-- 1831)，宇庶蕾，号宾谷，南城人，晚年又号西溪渔隐，是清代中叶一位颇具影响的达官、诗人、拼体文专家和典籍选刻家，被誉为清代八大家之一。
曾燠自幼聪颖过人。少时随父亲宦游到北京，京城里的曹宿见其诗文秀美，"多折行辈与论文"，有少年才俊之名。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顺天府乡试，次年中进士。
曾燠的仕途是比较顺畅的。乾隆四十六年，选为庶吉士，派往翰林院研习国书。四十九年任户部主事。五十三年，在为父守孝满服以后，补湖广司，人值军机处，升贵州司员外郎，都察院有副都御史。五十七年，朝廷考核各官政绩，曾燠被定为一等，升任两淮盐运使。嘉庆十二年(1807)，升湖南按察使。十三年，调湖北。十五年，迁升广东市政使。二十年，再升贵州巡抚。道光二年(1822)，在还乡奉侍年高母亲五年之后，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六年，召回北京，以五品京堂候补。十一年，病死于北京寓所，享年72岁。
曾燠在宦海浮沉达半个世纪，主要业绩有二项，一是治理贵州军民政务，二是治理两淮盐政。 嘉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曾燠就任贵州巡抚，赴任伊始，曾燠抓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教化，"于圣渝广训各条后附以解说，刊发城乡民户，广为化导"。曾懊治黔的第二件举措是治理屯军。乾隆初年，贵州实行按户授田，护卫苗疆，被称作"最为良法。。然而，到嘉庆中期，则"日久旷废，军田有与苗田界址不明者"。有鉴于此，曾燠奏请"悉行划拨，拟定章程"，俱被嘉庆帝采纳。上述措施的实行，对于维护贵州地方社会治安，发展地方经济，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

两淮盐区是清代著名的大产盐区，生产海盐。以淮河为界，分为准南、淮北两部分，计有23个盐场。乾隆、嘉庆年间，每年缴纳盐课银220余万两，占全国盐课近三分之一。因而，两淮盐政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曾懊先后两次赴两淮任职。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因京察一等，获特授两淮盐运便。先是充任钦差大学士庆桂(1735 1816)的随从司员到江南漱狱，勘办讼案。次年才正式到任视事，一干就是十余年。嘉庆十年，因湖北汉口口岸发生抬高盐价增加百姓负担事件，曾燠以"失察"被部议降三级留任，但得到了嘉庆帝的开恩，理由是"汉口距淮稍远，咎有可原，准其抵销"。也就是免予处分。
第二次是道光二年(1822年)闰三月，因朝廷感到"两淮疲惫日甚"，特命为母守孝刚满服的曾懊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准用二品顶带。到任以后，立即对盐政中的一些弊端着手整治。但是，由于盐政积弊太深，盐官、盐商舞弊严重，治理工作阻力很大，收效甚微。道光三年，曾燠奏报清查完毕并立定章程，经户部审议，道光帝颁发渝旨，既肯定了他在清查中业已取得的成绩，又表示了对整治不彻底的不满。五年(1825年)，曾燠将汇总核实后的两淮纲食、各岸销盐总数上报，道光帝再次表示了他的不满。六年(1826年)三月，为引盐加斤奏清延期一事，曾燠再次引起道光帝的不满。原来此前淮盐每引例重三百六十四斤，因商力拈据，奏准每引加盐十斤，以三年为限，截至道光元年止，曾懊认为"灶产末丰，再请展至丁亥纲为止"。次月，曾懊被召回京师，遭到了道光帝的严厉斥责，在上渝中，道光愤怒地写道:"肤以曾燠在两淮盐运十余年，又历任巡抚藩司，特命以顶戴补授盐政，期资整顿……曾燠在任四年有余，并末能设法整访，一味因循了事"，着令以五品京堂候补，拟示薄惩"。曾燠随之称病告假，道光余怒末消，下旨"不准给假"，直至他在京师寓邪病逝。
曾燠在诗词和拼体文方面的造诣，在当世社会也是颇有声名的。与袁牧、邵齐惹等人并称为清代八大家。曾懊曾于邢上建立"题襟馆"，"周植花木为倡和之所"，经常举办文会、诗会，延纳宾朋僚属，"赋诗为乐"，还曾捐款在京师修建南城会馆，并经常前往讲学。曾燠对家乡麻姑山甚为钟爱，留下了不少诗文，至今在龙门桥上仍可看见他的手书对联"天驾彩虹沧海括苍之洞，云飞银汉匡庐漱玉之亭"。曾燠一生著述颇丰，有《赏雨茅屋诗集》22卷、《骄体文》z卷、《外勃没卷、仪郸》1卷、俯獭》1耕拙。
曾燠还是一位著名的典籍选刻家，热心家乡和国家的文化建设，先后选列了《苏文忠公奏议》2卷、《虞文靖公诗集》8卷、《江有几家诗》8卷、《朋旧遗诗》18卷、《江右诗征》120卷，以及《续金山志》12卷、《吕子易说》2卷、《国朝拼体正宗》12卷等刊行。另外，还有一部他选编的清朝诗集 《清真集》，由于晚年多病，末能最终完成，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罗英(1890--1964)宇怀伯，株良祥岗人，爱国桥梁建筑专家。
罗英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品学兼优。21岁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桥梁专业，27岁获硕士学位，29岁回国后几年间，在南京大泽等地参加铁路桥梁机车车辆厂建设工作，并在大学兼任教授。
1933年，罗英应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桥梁建筑学家茅以升邀请，任该处总工程师，与茅以升共同设计和领导建造了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人海处潮头壁立，江底流沙将可承受桥墩压力的百层覆盖于水面以下40米深处。江潮流沙两大险阻使一些人以"钱塘江造桥"比喻"不可能成功的事"。在这样艰难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建造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国内尚无先例。茅以升称之为"八十一难"、"其间所历险阻难以尽述"。
罗英与茅以升密切配合提出了新的建桥方案，比铁道部顾问美国人的方案造价低33%，且更切合实际可行。1935年4月正式开工后，罗英亲临工地指挥。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轰炸大桥工地。当时江中正桥桥墩还有一处尚未完工，墩上两孔钢梁无法安装。罗英会同茅以升率领工人，以大无畏为国献身精神，夜以继日加速施工。9月26日晨4时，第一列火车从大桥上驶过钱塘江，钱塘江造桥终于成功了!人群欢声雷动，相互祝贺，喜庆场面难以形容。11月16日，钱塘江公路桥通车。
钱塘江桥建成后，罗英调任湘桂铁路桂柳段测量队队长。1938年4月任湘桂铁路南段工程局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负责桂林至柳州铁路的勘测设计施工。桂柳线的关键工程柳州桥，原计划用钢筋混凝土墩台，并向国外订购了钢柿梁。由于广州、 武汉沦陷，这批钢 材末能运来。罗英匠心独运，提出利用从南海铁路拆下来的旧铁轨和基地拆下的单线铁路旧钢板梁拼建大桥。柳江落差大流速快，山洪暴发时一天可涨十余米，流速可达5"6米/秒。在这样的河道上用旧钢材建铁路桥，世无先例。以至大桥通车典礼时(1941年初)火车司机竟听信危言不敢驾车过桥。罗英亲自登上机车，机车厂厂长亲自驾驶火车驶过了大桥。中央政府交通部长称柳江桥是"外国人所从末敢造的桥"。
柳江桥建成后，罗英应桂林市建设局研究会邀请，设计建造了漓江桥。该桥因陋就简，上部用木结构，下面石砌墩台，基础牢实。新中国成立后，利用原基础改建为双曲拱桥。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英为国家的桥梁建筑奔走四方。先是调任北平第8区公路管理局局长，1947年任昆明第4区公路工程管理局长，后历任广州、重庆、成都等地公路总局专门委员相副总局长。
罗英为人正直，廉洁奉公，任人唯贤，不彻私，情，不阿识奉承，不趋炎附势，不肯加人日趋腐败的国民党。在昆明期间，国民党基层党部人员对罗英百般刁难排斥，甚至贴出"清算罗英"的标语。局内群众激于义愤，在标语"清"字前加"做官"二字，后加一逗号，把标语改成了"做官清，算罗英"!
新中国成立后，罗英任华东交通部支前公路委员会总工程师。不久调任重工业部顾问工程师兼北方交通大学教授。1953年应聘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当时大桥负责人中不少是茅以升、罗英的学生。罗英大力支持新秀，对建桥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
1959年罗英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会上周总理号召老一辈科学家抓紧时间著书立说，把成果和经验留给后人。罗英不顾癌魔缠身，挥笔不已，数年间先后写成《中国桥梁史料》、《中国石桥》等著作，X着手编写《中国百拱桥研究》。在写完第4章(计分9章)后不幸被癌魔夺去生命。
罗英作为中国近代桥梁建设事业开创者之一的业绩永远为后人纪念;罗英爱国献身不谋私利的品德永远受后人敬仰。

程寿朋，撰

潘震亚先生是新丰街镇汾水村人。学名瑞荣，别号树庸，字震亚，笔名胃公。1889年6月29日出生于余江县瑞洪镇。当时他父亲在瑞洪镇一家南货店当店员。1890年他父亲转到九江某商店里当店员，母子俩也随父迁居九江。1892年他三岁时，因父亲工薪微薄，一家生活仍难以维持，他随母回老家汾水村居住。5岁至13岁在汾水村和磁圭村私垫读帛。14岁时，因家贫无力继续读书，他父亲就托人介绍，送他到九江元记南货店当学徒。1908年春至1911年秋，到汉口万利彩票行当店员任司账。在此期间，深感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不足，想方设法或借或买一些新出版的宣传革命的书刊，刻苦攻读。他在汉口曾参加革命党人创办的夜校学习，接受了三民主义思想，钦佩孙申山先生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必须推翻清政府统治的主张，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决定加入革命党人组织领导的商团，投身革命运动，并曾以商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军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汉口商团闻讯，立即响应起义，商团成员剪去辫发，以示反对清政府，决心从事革命。当时他担任街道巡逻，维持汉口市镇 ;的社会秩序工作。以后由于袁世凯进攻革命军，他所在的商店停业，乃取道九江回到南昌，另找工作。
1912年春到南昌《江西民报》馆担任校对工作。1913年春到1915:年冬先后考迸章贡法政专科学校和江西法政学校学习法律。后来逐步升为报馆的采访、编辑等。1916年10月至1918年夏在南昌《新共和报》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兼干律师工作。同时兼任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的南昌特约通讯员，取笔名臂公。后来由于经常写些政论文章在《新共和报》发表，抨击北洋军阀政府，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而那时南昌是北洋军阀势力统治范围，以致北洋军阀派军队将报馆查封，潘震亚化装逃往广州。
在广州，他经罗家衡介绍，担任众议院秘书。1920年加人中国国民党，先后担任国会非常会议秘书、大理院推事等职。曾接受林伯渠的建议，在报上宣传反封建、反压迫意识，提倡妇女解放。1922年，与沈信彬在上海创办女子法政讲习所，推动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讲习所培养了不少出色的律师，史良即为该所首届毕业生。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潘震亚担任大会秘书处议事科长。1926年，被国民革命政府任命为司法行政委员会秘书、司法部第一处、第二处处长，同时兼任法官训练班主任、革命军事裁判所庭长等职。经共产党员李合林介绍，他到黄埔军校授课，认识了周恩来、浑代英等人。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影响下，潘震亚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由追求自由民主转为向往共产主义。他曾向李合林要求加入申国共产党，可是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蒋介石扼杀了，李合林不幸牺牲，他的愿望暂末实现。
1928年初，潘震亚离开广州到上海当律师，并在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公学等校兼课，先后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与张庆芋、潘样年、胡愈之、周新民等人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并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参与党所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曾多次以律师身份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出庭辩护，配合党组织进行营救工作。该年上海人民为纪念"沙基惨案"举行游行示威，被国民党逮捕了23人，潘震亚不顾特务的威胁，据理力辩，终于使他们获释。在经济上，也经常资助中共地下组织的同志。还不时通过胡愈之向党反映一些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
1934年，上海成立各界救国会，潘震亚为发起人之一。该会发展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时，潘震亚出任常务委员。是年，潘震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潘震亚随复旦大学迁重庆北磅，几经周折，与党失去联系。但他仍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支持民主学生运动，营救爱国进步人士。抗战胜利后，潘震亚坚决拥护中共关于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争。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校场口事件"，潘震亚与史良出任义务律师，与国民党反动 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6年秋，潘震亚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教 书和兼办律师业务。他积极投身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曾和张志让、李正文等人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支援当时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斗争中，有些教授被解聘，许多学生和教授被捕，"大教联"除了用舆论声援外，还进行募捐活动，按月津贴被解聘的教授和受迫害的学生。为了救援被捕的学生，复旦大学举行了大规模的罢教活动，潘震亚起草了罢教宣言，并和其他几位教授深夜找市长吴国侦交涉，终于使被捕的教授和学生全部获释。
上海解放后，潘震亚参加了接管复旦大学的领导工作，担任复旦大学校委会常务委员，同时兼任法学院院长，并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950年10月，调任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部副部长。1959年，调任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被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
潘震亚虽然在1937年与党失去了联系，但一直以左派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为党工作，对党怀着坚贞不渝的赤子之心。解放后，多次向组织提出人党申请。1962年1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潘震亚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震亚在从事司法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先后撰写了不少法学论著，如:《刑法名论》、《刑事诉讼法论纲》、《中国继承法论》、《中国破产法论》、《申国法制史》《中国债权法总论》等。
1978年5月22日，潘震亚病逝于上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刘克惠，撰

考古学家解开百年死结：“洪门”起源江西南城
　　本报讯：江西省近日公布的一项史学成果表明，洪门起源于当时的明益王藩府所在地江西省南城县。

　　“洪门”俗称天地会，有10余种名目及大量分支，是一个明末清初兴起的“反清复明”秘密组织。

　　“洪门学”研究盛行海内外，但对洪门创会地点、创会领袖一直众说纷纭。江西省考古学家陈江历经数年考察和资料考证，终得结论：位于今该省南城县境内的明益王藩府墓群所在地即是洪门发源处。

　　陈江在其专著《“洪门”考源》文中指出，大约1644年秋，居住于南城县的明益藩罗川王、永宁王等宗社党骨干创建了反清复明的秘密团体。他们以明益王藩府墓地“洪门”为秘密组织名号，带有强烈的血缘家庭性质。

　　南城县始建于西汉高祖5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世孙端王朱佑槟就葬于南城洪门镇，其嗣王子孙也相伴左右，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面积达20平方公里的墓群。据陈江考证，洪门早期的核心成员除明益藩宗室子弟外，还吸收了方以智、艾南英、陈孝逸等有意逃禅遁道誓不降清的江南官绅文士参盟，并凭其巨大的影响力使洪门得以壮大，并派生出强烈的地缘文化色彩。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著名明史学家商传教授于近日赴南城洪门实地考察。商认为陈江之说是“证据最充分，最有说服力的”新说。

　　还有学者表示，陈江的研究解开了困惑几代海内外“洪学”界的百年史案。

Chan在上个帖子中说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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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不给你点血的教训看来是不行了。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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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警告你

对我弟弟讲话 客气点